【文艺理论与批评】姚富耀 | 剧变时代的“新村”想象——叶圣陶《倪焕之》新论

摘要：作为一部书写大时代的长篇力作，小说《倪焕之》不仅细致书写了现代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的命运遭际，还深刻触及“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思潮，尤其与“新村运动”紧密相关。主人公倪焕之对“新村”的憧憬、实践以及反思，构成其内在的“新村”想象履迹，恰与叶圣陶甪直时期的教育试验及其经验相互对应。小说对于“新村之困”的表现，经由戏剧《恳亲会》的“历练”愈发成熟，此间的书写嬗变显露出叶圣陶对“新村”方案的深切思考。小说还借助主人公由强调“教育”到重视“组织”的思想转变，检视了“革命”生成的复杂脉络。

关键词：叶圣陶；《倪焕之》；甪直；新村；革命

1928年1月，长篇小说《倪焕之》以“教育文艺”的名目在《教育杂志》上连载，一共连载了12期。1929年8月，开明书店出版了小说的单行本。¹这是叶圣陶在完成多部短篇小说集后的又一重要创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作为一部书写剧变时代的长篇力作，诚如夏丏尊所论：“故《倪焕之》不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是划一时代的东西，在国内的文坛上也可说是划一时代的东西。”²确切地说，小说《倪焕之》不仅是叶圣陶对自己个人经历、思想认识的一次“整理”，是他“个人经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集中”³；同时也是他对时代的一次“记录”，即通过把“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⁴，在书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同时展现剧烈的社会变动。需要注意的是，《倪焕之》的个人经验实际上主要指向叶圣陶甪直时期开展的教育试验及其积累的丰富经验，即小说主人公倪焕之的心路历程实与“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思潮，尤其是“新村运动”紧密相关。⁵然而，以往有关《倪焕之》的研究主要将其放置在教育小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等场域中加以讨论，关注的是教育思想与改革实践的问题，分析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的命运遭际，对此间呈现出来的“新村经验”谈之不多。⁶尽管董炳月较早就认定甪直时期的叶圣陶与“新村主义”直接相关，指出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与新村精神之关系，似乎颇值得探讨”⁷，但小说中的“新村”意涵依旧长时间没有得到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姜涛虽然在对《苦菜》的分析中细致呈现了叶圣陶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新村运动”的关联，⁸但可惜对于长篇小说《倪焕之》却一笔带过，未能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事实上，《倪焕之》不仅与“五四”时期“新村精神”的关联更为紧密，而且也正是通过“新村”想象这一中介，小说文本与叶圣陶的“甪直经验”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换言之，小说一面在构造“新村”想象，一面又被作为“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新村”想象所构造，两者是高度统一的。所谓的“自叙传”但又不仅仅是“自叙传”，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得以成立。由是，本文试图对小说文本内部的“新村”想象履迹进行梳理，并通过将之与叶圣陶甪直时期的教育试验及同时期其他作品相勾连，探讨此二者在“新村”想象意义上的思想关联及其社会意涵。

一、迈入“新村”的园地：“新生活从此开幕了！”

和一般的故事讲述机制有所不同，长篇小说《倪焕之》没有依照既定的时间顺序展开叙事，而是借由特定的时间点和故事场景来展现人物的心理状态，率先标识出小说的叙事倾向。具体地看，小说并非由倪焕之的家境状况、早年的求学任教经历及其身心感受开始写起，而是一开篇即着墨于他对“理想教育”“新生活”的憧憬和期待，突显其饱满的身心状态。从船刚开不久便问“快到了吧”，到在船上与金树伯关于教育事业的交谈；由近岸时“一阵猛风像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掌，把他的头面身体重重地压抑，呼吸都窒塞了”，到“一阵风过去了，他开始嗅到清新而近乎芳香的乡野的空气，胸中非常舒爽”的观感转变；从楼窗里的“可爱的灯光”，到河流中的“明亮的波痕”……这一系列的追问、观感和内心体验书写，无一不流露出倪焕之对新学校、新生活的期盼与向往。⁹

“啊！到了，新生活从此开幕了！”焕之这样想着，凝望楼头的光。一会儿，那光似乎扩大开来，挡住他的全视野，无边的黑暗消失了，他全身浴在明亮可爱的光里……¹⁰

一句“啊！到了，新生活从此开幕了！”更是将主人公无比激动的心情和盘托出，那“楼头的光”俨然不只是对现实的描摹，同时亦暗含他内心的温暖、充盈与希望，有着更为深层的意涵。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倪焕之对于教育事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甚满意的。中学毕业后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员，生计上虽有一定的保障，但因为所任教的第六小学教学环境简陋沉寂、教师队伍死气沉沉、教学方式迂腐陈旧以及学生的“奸诈，呆钝，粗暴”¹¹等等，他很快便大失所望。几经转校的他，心中的哀愁没有得到很好排解，相近的教育境况只是无情地增添他的感伤和苦闷，一直到他遇到那位热心教育的同事，在其感召下，始才焕发出对教育的热情。如今经好友金树伯的介绍，他不仅可以到慕羡已久的美丽乡村任教，结识到热心教育的校长蒋冰如，还将和他们一起开展教育试验，他内心之兴奋与喜悦可想而知。

说到教育革新，表面上看，小说中的这几位教员的改革试验主要集中在教育层面，但事实上其眼光远不止于此，他们还有着更为远大的追求。质言之，其教育革新乃着眼于将来，着眼于社会的改良、未来的发展。显而易见，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蒋冰如在乡里有“特殊的地位”，他之所以出面担任小学校长、搞教育改革，俨然不是为了饭碗、为了生计，“因为他有田有店，而且都不少”。¹²他之所以出任校长大致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方面，“他有两个儿子，他要把他们教得非常之好。别人办的学校不中他的意；自己当了校长，一切都可以如意安排”¹³；另一方面，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着眼，他认为“空口说大话，要改良国家，要改良社会，是没有一点儿效果的；从小处切近处做起，却有确实的把握”¹⁴，因而他强调从乡镇的改良入手，将希望寄之于教育。也就是说，对蒋冰如而言，出任小学校长并由此进行教育革新，是一件既利己利他又于国家社会发展有益的事，并非止于教学层面的意义这般简单。

而与之类似，主人公倪焕之对“教育事业是培养‘人’的”¹⁵的强调，同样也有着培育“新人”、改造社会的时代诉求。刚到新学校的他，在和同事们交谈时，便将自己彼时对社会、对教育的态度娓娓道出：

他们谈到袁世凯想做皇帝，谈到欧洲无休无歇的空前大战争。焕之表示他对于政治冷淡极了。在辛亥那年，曾做过美满的梦，以为增进大众福利的政治立刻就实现了。谁知开了个新局面，只把清朝皇帝的权威分给了一班武人！……但是他相信中国总有好起来的一天；就是全世界，也总有一天彼此不以枪炮相见，而以谅解与同情来代替。这自然在各个人懂得了怎样做个正当的人以后。养成正当的人，除了教育还有什么事业能够担当？一切的希望在教育。¹⁶

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浪潮，认识到理想政治的难以实现之后，倪焕之对政治的想望已然消失殆尽。同时，他看到欧洲战争的“无休无歇”，武力争斗的政治逻辑又进一步深化了他此前的认知和意识。因之，此时他所希望的，是通过改革教育、培养“正当的人”的方式来间接谋取社会的改变，达到世界的和谐。与其说他所期待的是一种理想的教育，不如说他所期盼的是由这“新教育”培育出来的理想“新人”和由此形成的美好社会图景。换言之，真正吸引倪焕之、让其生命焕发出饱满精神状态的，不仅仅是他所坚信的教育革新本身具有的育人价值，同时更是由此接通并构筑起来的“新生活”和“新社会”。于此可见，无论是蒋冰如的改革主张，还是倪焕之的教育思想，其实都有着相当强烈的社会建构意图。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叶圣陶的早年经历和思想。

尽管不能将《倪焕之》完全看作是叶圣陶的自传，但在作品中确然可以发见他早年的不少经历和思想痕迹。倪焕之对“新教育”“新生活”的期待和向往，与叶圣陶早年应好友吴宾若、王伯祥等人之邀到甪直任教，一起进行教育改革的激动心情十分接近；¹⁷倪焕之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评价，在叶圣陶的日记、书信中亦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¹⁸蒋冰如、倪焕之等人强调的“养成正当的人”“一切的希望在教育”理念，则可以和叶圣陶“五四”时期的“新村”思想对应起来。¹⁹具体到教育革新，其实早在上海尚公学校任教之时，叶圣陶就“曾有过轰轰烈烈的壮举”²⁰，但他的很多希望“在城里固因种种牵制不能达到”²¹，于是才有了到甪直实践的想法。尤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的叶圣陶受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主义”影响，此时他的教育革新思想带有浓重的“新村主义”色彩。商金林在《叶圣陶年谱长编》中这样记述道：“本年（1919年—笔者注）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通信，关心‘新村运动’，并加入‘新村’，成为该组织的成员。”²²可见，此时的叶圣陶对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实践不仅有浓厚的兴趣，同时还抱有很高的期待。

“新村主义”倡导人人平等、劳动互助、共同生活、发展个性等理念，试图构建的是一个和谐、友爱的理想型社会。但具体到叶圣陶等人的改革，则又和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新村”实践有所不同，即他们的“新村”理念主要熔铸在他们的教育试验里，其所构建的“新村”空间首先聚焦于特定的学校场域，是通过改造教育的方式来渐进完成的。在小说《倪焕之》里，则以主人公倪焕之、校长蒋冰如等人的教育思想和社会理念进行呈现。由本事至小说，不难发见，倪焕之对“新教育”“新生活”的期待与向往实际上带着十分浓重的“新村”憧憬意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他踏上“新园地”，并开始着手教育试验时，他的“新生活”便由此开幕了。

二、开启“新村”教育：农场空间与作为路径的“劳动”

如果说倪焕之对“新教育”“新生活”的期待带有浓重的“新村”憧憬意味的话，那么他和校长蒋冰如等一同开展的教育改革试验，则有着更为明晰的“新村”实践意涵。这一实践意涵首先鲜明地体现在其教育革新的方案里，亦即蒋冰如那篇有关教育改革的文章之中。

小说虽然没有直接将蒋冰如的这篇文章以书面形式全文呈现，但是通过蒋冰如的自我言说及几位教员的诸多讨论，其大致思想还是十分清楚的。具体言之，在蒋冰如的这篇文章里，他不仅“主张替儿童布置一种适宜的境界，让他们生活在里面，不觉得勉强，不自然，却得到种种的好处”²³；他还强调“游戏该同功课合一，学习该同实践合一”²⁴；为实现其教育理想，他甚至特别指出，“学校里将陆续增添种种设备：图书馆，疗病院，商店，报社，工场，农场，乐院，舞台”²⁵。如果对这些表达和言说作更进一步的分析，便可看到，蒋冰如所以要为学生设置一种“适宜的境界”，其用意在于更好地发展学生的个性；所以强调“学习该同实践合一”，显然带着强烈的“劳动”观念意识；而之所以在学校里增设各种设备，则俨然已将“学校”视同“社会”，将学校教育放在改良社会的重要位置。这样的教育思想与革新理念，如“发展学生的个性”“强调劳动”等等，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中的“新村主义”相当接近。进而言之，蒋冰如的这套教育试验方案实际上以“新村主义”思想为其理论根基，或可看作是“新村”方案的一个“教育版本”。

应当指出，在小说《倪焕之》里，虽然这一带有浓重“新村”味的教育试验方案没有明确成文，但是在现实中却有其“实体”。早在1919年11月，叶圣陶就曾在《小学教育的改造》一文里阐述彼时他对于小学教育的看法：

今后小学必须的设备是会场，工场，农场，运动场，试验室，娱乐所，图书馆，博物馆，卫生处等等，一个学校便是一个社会；因为各种设施都是从现在创造的，可以脱去历史的拘束，进入比较圆满的境界。²⁶

该文首先用很长篇幅分析当时小学的教育现状，对其中的教室、用书和分科制度提出批评，进而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进方案。在改进方案中，叶圣陶特别强调，今后的小学应当增设诸如“会场，工场，农场，运动场，试验室，娱乐所，图书馆，博物馆，卫生处”等等“必须的设备”。因为在他看来，这种种设备的增设，有助于“给儿童布置个极其适当的环境”，可让儿童觉得教师同是“他们的环境之中的一个同情的互助的伴侣”，于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做社会中的一员的经验”。²⁷很显然，叶圣陶这里关于“同情的互助的伴侣”的理解和强调，是带着浓重的“新村”意味的。除此之外，他在文章里也强调“知和行合一”“修养和生活合一”等理念，但更值得注意的，还是他将“学校”看成“社会”的理解。²⁸一般认为，“五四”时期杜威来华讲学，其倡导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理念在彼时的中国颇为流行，叶圣陶和众好友亦深受其启发。但实际上，小说中倪焕之等人的实践理念并非直接来自杜威，²⁹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语境：其时正值“新村主义”传入中国、有强烈的社会影响之际；且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叶圣陶这一年与日本“新村”主要组织者武者小路实笃有书信上的往来和互动。据此可知，文章提到的“一个学校便是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实际指向的便是“新村”，小说《倪焕之》中的教育改革方案亦然。

诚然，改革设想是一重要方面，而改革实践则是另一重要方面。由上文的分析，并联系“新村主义”所带有的“乌托邦”色彩，大致可以看到这改革方案的“理想”性质。而在实践环节，则如蒋冰如自己所言，还需逐步地开展、渐进地改变。具体到小说《倪焕之》，教育改革的重要实践是从开辟农场开始的。因为在蒋冰如、倪焕之等人看来，“开辟农场”不仅是一件“十分有味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十分根本的事情”：学生一方面可以在农场学习到植物的知识，理解“生命的秘奥”，一方面通过劳作耕种，还能真切地体悟到劳动的价值与真义。³⁰

学习与实践合一，就是它的价值。而且，劳动把生活醇化了，艺术化了；试想，运用腕力，举起锄头，翻动长育万物的泥土，那个时候的心情，一定会喜悦到淌眼泪。³¹

在这里，“农场”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既可学习又能实践的空间场域；和小说《苦菜》对“劳动”“力”等要素的强调相近，³²“劳动”在此作为将“生活醇化、艺术化”的有效方式被着力渲染。显而易见，在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的视野脉络里，“体力与脑力的结合是理想社会、理想人格的重要前提”³³，倪焕之等人要将“农场”作为教育试验的重点，是因为他们认为通过“劳动”这一有效方式，可以很好地实现“知与行的合一”的教育目标，进而培养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

当然，除了开辟农场，在倪焕之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新村”理念的贯彻和实践。倪焕之很早就注意到，学校里“学生之间有一种门第观念”，那些“绅富人家的子弟常常处于领袖的地位”，“蒋华事件”即是其中的典型。³⁴具体言之，蒋华以其父蒋士镳的乡绅之名欺负同班同学，辱骂他人为“木匠的儿子”，和自己的身份有别，不管体育教员陆三复如何厉声呵斥，他始终对“道歉”一说无动于衷。对此，倪焕之没有像体育教员陆三复那样，以严厉粗暴的方式对其进行训斥、苛责，而是改用语重心长的语调对其进行启发式教导：

……我告诉你，木匠实在是可敬可尊的人！世间能用心思力气做事情，使人家和自己受到好处的，都是可敬可尊的人。木匠用的是自己的心思，自己的力气，一点儿不靠傍别人，却帮助了别人，养活了自己；这何等地光荣伟大！其他如铁匠农人等等，都同木匠一样是光荣伟大的人物。³⁵

很明显，倪焕之对蒋华的教育、对木匠职业所运用的“心思力气”的强调，洋溢出他对“劳动”的赞美。需要注意的是，此间他还加入了一些有关“职业”的理解和看法。进一步来看，他对木匠、铁匠、农人的赞美，实由从业者的职业感受而发，即他认为像木匠、铁匠、农人这样的从业者们不仅能够在其职业中获得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意义感，引起身心的愉悦，同时还能够在从业过程中为他人、为社会谋得福利和好处，因而他们都是利己利他的“光荣伟大的人物”。³⁶也就是说，在倪焕之的理解里，“心思”与“力气”、“利己”与“利他”经由“职业”的“劳动”是可以很好地贯通和实现的。而这样的教育思路和分析逻辑显然与“新村主义”中的“劳动”“互助”理念相互对应，概言之，“新村”精神在此构成倪焕之教导学生的重要思想资源。³⁷

不论是蒋冰如的教育方案，还是倪焕之教育学生的思想逻辑，显然都带着浓重的“新村”味道，尤其是他们开辟的农场、对“劳动”要素的强调，更显示出鲜明的“新村”思路。诚然，在“新村主义”的脉络里，“劳动”作为“克服‘分化’与‘异化’的手段，对一种自由的、丰富的、创造性的工作状态和人格状态的向往，往往会寄托在其上”³⁸；经验“劳动”之过程，“不仅独立性、自发性、泉源性、功能性等一系列观念，可以获得某种整合，内在的身心感受和外在的社会价值、自我改造与社会改造也被贯通一体”³⁹。倪焕之、蒋冰如等人之所以让“劳动”要素介入教育，即是想借由“劳动”这一在他们看来颇为有效的方式培育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进而为构建“新社会”做准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开辟农场”成为一件“十分根本的事情”。

三、“新村”之困：从戏剧到小说的书写嬗变

尽管蒋冰如、倪焕之等人的教育改革有一套十分系统的方案作为理论指导，他们对此也十分积极热心，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和物力，但是这样大刀阔斧的革新试验开展起来却并不那么顺利。改革之难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外部层面，因为开辟农场需要迁坟，他们很快成为全镇的“公敌”；内部层面，学校各教员对于教育试验的态度存在很大分歧，并非一致地赞同革新。

首先，学校农场刚一开辟，很快引来众人的非议：“什么农场不农场的话倒还顺耳，最可怪的是掘起棺木，捡起骨头。这样贸贸然大规模地发掘，也不看看风水，卜个吉凶，如果因此而凝成一股厉气，知道钟在谁的身上！”⁴⁰被封建迷信思想笼罩着的小镇上，顿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学校的教员们瞬间成为全镇的“公敌”。屋漏偏逢连夜雨，乡绅蒋士镳还借机从中作梗、趁火打劫，硬说学校农场的荒地是他家的地皮，并声称非用法律的手段讨回不可。从封建思想的顽固到土豪劣绅的介入，不难看到，蒋冰如、倪焕之等人的教育改革困难重重。这影射出“新村”理念在付诸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一方面，挑战来自强大的封建旧势力，小说里以乡绅蒋士镳、蒋冰如间的博弈为焦点；另一方面，挑战来自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文化，旧社会稳固的文化惯性与新近的“新村主义”理念构成一种强烈的交锋。

正当外部反对的呼声愈来愈强之时，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校长蒋冰如不得不召开教职员会议，讨论化解“迁坟风波”的具体办法。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教职员会议上，除却倪焕之一如既往地坚持教育试验、强调“转移社会”的重要之外，其他教员对教育革新均提出了异议。起初就戏称蒋冰如的改革方案为《仙山楼阁图》的徐佑甫，用冷淡的态度说上几句，以示他“对于校里的新设施的反感”；教员刘慰亭用“轻描淡写”的口吻略说自己的所见所闻，便“若无其事”地剔他的指甲去了；不善言辞的陆三复在表达了农场应当“暂缓兴办”的看法后，目光转向身旁的教员李毅公，似乎在寻求某种回应和共鸣；而即将改行的李教员，心里虽不免生发些“同情”，但并无意“在同情以外再贡献什么”，终于沉默不语；尽管那算学先生总算开出了解决的“药方”，但显然亦是“妥协”之策、无奈之举……⁴¹通过这一场教职员会议，小说将各教员对教育革新的不满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进一步渲染了教育改革过程中的艰难。最终，校长蒋冰如于万般无奈中听从了算学先生的计策，经金树伯出面与蒋士镳协商，改革总算得以进行下去。

通过如上分析，大致可以看到，蒋冰如等人的教育试验其实处在双重挤压之中，于艰难中缓慢地进行着。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教育试验之难，其实早在1921年7月叶圣陶就曾以戏剧的形式，即通过独幕剧《恳亲会》进行呈现。该剧的篇幅不长，主要讲述的是几位教员开展教育试验的故事，其剧情大致如下：小学校长黄隶青、教员毕宜和秦佩瑜等均是热心教育的进步青年，他们因为对传统的教育方式不甚满意，所以想通过试验改革以谋求相应的改变。为此，他们在学校附近开辟了农场，并请来园艺家邵柳村做“顾问”，以更好地进行试验。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因为开辟农场涉及迁坟，他们很快成为全乡的“公敌”；他们倡导的“新教育”理念因为得不到乡人的理解，随即变成众人议论和唾弃的焦点。随着教育试验的开展，外部的反对声音愈来愈大，终于在恳亲会上达到“燃点”。原本他们还想借开恳亲会的机会，以一颗真诚的心去感化学生家长，让其晓得农场开辟的意义和“新教育”的价值所在。殊不知，苦苦等待中，他们只迎来了一位老商人朱信卿，众人于是在“深思”“怅惘”“同情”的氛围中“徐徐而下”。⁴²

和叶圣陶的大多数小说相仿，独幕剧《恳亲会》也有其“本事”，是“‘有所为’而发”的创作。⁴³如前文所提，叶圣陶于1917年春到甪直镇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其间和好友们一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他们也曾因为“迁荒坟、辟农场，在古镇上惹起轩然大波”，最终“是叶圣陶用他的人格魅力渐渐地感化了古镇四周的乡民”，让教育试验得以继续进行。⁴⁴很显然，戏剧《恳亲会》即取材于此，是叶圣陶对甪直时期教育革新的一次“回顾”和“撷取”，并以矛盾至为尖锐处作了戏剧性的呈现。⁴⁵

由以上的剧情梳理和本事回溯，大体可以看到，小说《倪焕之》对于“改革之难”的表现，在经历了本事和戏剧的“淘洗”“历练”之后，越发深刻而复杂。只是由于受战火影响，“叶圣陶早年的日记保留下来的只到1916年5月14日”⁴⁶，因之难以从其日记中找寻到更为细致的本事记录，进而分析其由本事至文学作品的种种变动和创造性成分。然而尽管如此，通过对戏剧、小说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文本进行比较式阅读，还是能够很明晰地捕捉到叶圣陶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以及他对于“改革之难”的嬗变书写。确切地说，同样是表现“新村”理念在付诸实践过程中遭遇的困境，戏剧《恳亲会》重在表现众教员与乡人之间的“隔膜”，着力凸显的是封建旧思想的无比顽固；而转至长篇小说《倪焕之》，则不仅接续了这一反思路径，同时还“扩写”了不少内容。具体来看，在戏剧基础上，小说一面嵌入一层乡绅间的博弈内容，将外部阻力之强势进一步放大；一面则通过刻画并夸张学校内部教员的分歧，着力渲染内部反对声音之众多。此间的书写嬗变，不仅展现了叶圣陶文艺创作的成长与成熟，同时亦透露出他对“新村”式革新试验的深切反思。进言之，蒋冰如、倪焕之等人的革新出发点固然于社会发展有利，然而实践起来势必牵动各种权力机制，触及不同阶层的利害关系，即“新村社会”的构筑不能脱离具体的政治环境，而这也正是倪焕之最终走向“组织社会”的推力所在。

大体而论，从戏剧到小说，“新村之困”是二者不变的表现主题，但相较于戏剧《恳亲会》，小说《倪焕之》无疑要生动鲜活、饱满成熟得多。此间的“变”与“不变”，一方面固然与戏剧、小说的篇幅设定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完成于1928年的《倪焕之》与发表于1921年的《恳亲会》在时间上已然相隔很长一段距离，此间的社会变动及作者对变动社会的经验感受，不得不说亦是这“变”与“不变”的重要因由。⁴⁷

四、“新村”的幻灭：“教育应该从革命出发”

在与乡绅蒋士镳的妥协中，蒋冰如、倪焕之等人的教育试验总算得以接着进行。只是好景不长，倪焕之逐渐意识到：“理想当中十分美满的，实现的时候会打折扣！”⁴⁸所以当他看到“学生们拿着应用的农具在农场上徘徊”，看到他们“带着虚应故事的神情”，在《农场日志》上“玩忽地涂上‘今日与昨日同，无新鲜景象’的句子”时，他的改革热情便也“阑珊”了。⁴⁹不仅在学校的农场里有这种深切的感受，就是在“学生演戏”这件事情上，他“也从兴奋喜悦之中撞见了同样的黑影”。⁵⁰而尤使他感伤的是，他发现这些曾接受过“新教育”的毕业学生，“与以前的或是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并没有显著的差异”⁵¹。原本他还天真地以为，好友王乐山的短暂到访多少能消解些无事可做的“寂寞”，不料他得到的却是另一番“针锋相对，本乎理性的批评”⁵²：

他们进了社会，参加了各种业务，结果是同样地让社会给吞没了，一毫也看不出什么特殊的地方。要知道社会是个有组织的东西，而你们教给学生的只是比较好看的枝节；给了这一点儿，就希望他们有所表现，不能说不是一种奢望。……要转移社会，要改造社会，非得有组织地干不可！⁵³

起初，倪焕之对教育试验效果的不甚满意、在教育革新事业上的“意兴阑珊”，经由金佩璋的开导和鼓励，尚且还能克服。现如今，面对好友王乐山如此尖锐却又在理的批评和论说，他一时竟不知该如何作出反驳，“怅然”中的他只表达了他的卑微的祈愿：“你说是奢望，我但愿它不至于十二分渺茫！”⁵⁴不消说，王乐山的“组织说”自此是走入他的心坎里了，而进一步催逼他思索“组织社会”一说的，是他对军阀混战、社会动乱的切身体验：

几次的军阀内战引导他往实际方面去思索。……十余年前发生过深厚兴味的“革命”二字，现在又在他脑里生根，形成固定的观念。……同时他就发见了教育的更深的根柢：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无意义的玄语；目前的教育应该从革命出发。⁵⁵

一方面看不到教育试验的现实成效，一方面又耳闻目睹了好几次军阀混战的惨境，倪焕之越发地敏感于“一切的希望在教育”的幻想性质，愈发意识到“组织社会”之重要和紧迫。终于，在好友王乐山的感召下，他告别了带有浓重“新村”色彩的教育试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强调“革命”的同时，他仍时时记起“教育”的意义。因为在他看来，“教育者如果不知革命，一切努力全是徒劳；而革命者不顾教育，也将空洞地少所凭借”⁵⁶。确切地说，在特定的时期里，“革命”着实占据着主导位置，但是“教育”却能够成为其重要的辅助工具，这是倪焕之之所以要做“革命的教育者”⁵⁷的重要缘由。为此，他多次和好友王乐山提及乡村教育问题，并有强烈的“乡村师范计划”的写作想法。因为在他看来，“农民不难明了自己的地位与使命，但必须得到一点儿启发”，只有这样，革命事业“才像大建筑一样，打下了很深的基础，无论如何总不会坍败”。⁵⁸然而，相比曾经的教育改革实践，“革命”的道路却更加艰难、坎坷。虽然倪焕之对“组织社会”一度激情满满、信心十足，并积极投身其中，但是“大革命”的失败、好友王乐山的惨遭杀害很快又使他悲愤欲绝，陷入无尽的绝望之中。终于，借酒浇愁的他身染重病，在一阵阵的苦痛挣扎中离开了人世。

经过如上的梳理和分析，不难看到，身处剧变时代的倪焕之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方面，他由“新教育”的倡导者一变而为“革命的教育者”；另一方面，他又由提倡带有浓重“新村”意味的教育试验转而思考更加切合实际的“乡村教育”。概言之，其“教育”理念犹存，然“革命”意识已然占据主导。而引起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由，除却有革命者王乐山的启发开导，让他意识到“组织社会”之重要外，亦内在于作为教育者的他对于变动时代的真切生命体验。辛亥革命时期的倪焕之，也曾积极拥抱革命浪潮，只是因为认识到理想政治的难以实现，才逐渐对政治冷淡，将希望寄托在改造教育、培育“新人”上。“大革命”时期的他，在经历了大刀阔斧的革新试验和耳闻目睹了争斗动荡的政治局势后，深刻意识到“组织社会”的必要，对“在辛亥年成过功而近来颇有新生气象的那个党”⁵⁹唤起了曾有的“革命”想望，于是又积极投身到“组织社会”的革命实践之中。就此而言，借由倪焕之的切身经历和真切生命体验，小说试图影射的，乃是一代青年于不同历史时段的意识和身份转变，亦即由“革命青年”到“新青年”，再到“进步青年”的蜕变历程。⁶⁰应当指出，这种迂回往复的革命意识和政治感，实际上和他对“新村社会”的想象又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换言之，“革命”的逻辑理路与“新村”的想象履迹于此恰相互对应，而“组织社会”说与“新村”方案之区别在于，“此‘组织’已不再指向自发的、有机的团体或民众联合，而指向了组织严密的先锋政党，指向了‘主义’的宣传以及强力的社会动员”⁶¹。更确切地说，通过倪焕之由辛亥革命时期至“大革命”前后的心路历程，小说不仅展现了真切、丰富的“新村”教育实践及经验，同时还借助他由强调“教育改造”到重视“组织社会”的思想转变，检视了“革命”生成的复杂脉络。由此可见，在叶圣陶笔下，“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中的“新村运动”并非旋起旋灭的“乌托邦”存在，它还有着相当厚实的实践内容和社会意涵；而“革命”意识亦并非生来便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它同样有其漫长而复杂的生成轨迹。

事实上，小说《倪焕之》不仅检视了“革命”生成的复杂纹理，其出人意料的结局设定，还将对“革命”与“新村”的思考引至更为广阔的高地。金佩璋的态度转向“革命”，随即引来金树伯、蒋冰如的疑虑和担忧；而蒋冰如所谓的“一条新的道路”“约略成个‘新村’”，于动荡的现实语境俨然不合时宜。⁶²这样的结局设定，虽然不免让人心生突兀之感，但其恰恰是扎根于小说创作的1928年前后的社会现实，是“反思、检讨中国革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革命，应如何认识，应走何种道路，应具备何种前提，乃至革命者应具有何种思想、主体状态”⁶³的至为真切的表达。与其说身处大变革时代的叶圣陶不能快速地作出解答，毋宁说这是他对时代和青年的一次翔实“记录”，重要的不是立刻给出答案，而是如何通过鲜活、深刻的文学形象赋予公众以反思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倪焕之》不仅是把握“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及其经验的一个重要文本，同时对理解“革命”的缘起、发展及其变化，亦有相当重要的启发意义。

结语

作为一次个人经验的集中表现，《倪焕之》是感性而细腻的。通过主人公倪焕之、校长蒋冰如等人对“新村”的憧憬、实践以及反思，小说间接地呈现了叶圣陶甪直时期开展的教育试验及其思想经验。作为一部书写大时代的长篇力作，《倪焕之》是广泛而深刻的。通过倪焕之颇为曲折的心路历程，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从辛亥革命时期至“大革命”阶段剧烈的社会变动及其所连带的青年身份意识转变。从革新方案的制定到学校农场的开辟，从乡绅政党的介入到教员内部的分歧，从“一切的希望在教育”到“组织社会”的思想转向……凡此种种，构成了叶圣陶对“新村”方案和“革命”道路的一次细致而缜密的思考。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小说《倪焕之》与叶圣陶此前的文学创作存在极大的“互文性”，除却前文提到的相关文章外，他的小说集、童话集、散文集的许多思想在这部小说中均有相应呈现。因之，要进一步理解叶圣陶对“新村”“革命”的种种思考，仍需阅读他从“五四”时期至“大革命”前后的文艺作品。

[本文系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编号：2018CDJSK06PT21）的阶段性成果]

1 根据金宏宇的考察，小说《倪焕之》有四个重要版本，即“初刊本、初版本、删节本和文集本”，其版本变迁呈现出“艺术完善、与新的文学规范接轨、语言规范化”三种不同的修改意向。这里将要讨论的是《叶圣陶集》（2004年版）的文集本。参见金宏宇：《〈倪焕之〉的版本变迁》，《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2 夏丏尊曾经给小说《倪焕之》作过校读，在《关于〈倪焕之〉》里他如是写道：“圣陶的小说，我所读过的原不甚多，但至少三分之一是过目了的。记得大部分是短篇，题材最多的是关于儿童及家庭的琐事。这次却居然以如此的广大的事象为题材写如此的长篇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倪焕之》实是划时代的东西。”就当时国内文艺的状况而论，夏又谈道：“所见到的只是千篇一律的恋爱谈，或宣传品式的纯概念的革命论而已。在这样的国内文艺界里，突然见了全力描写时代的《倪焕之》，真是使人眼光为之一新。”参见夏丏尊：《关于〈倪焕之〉》，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15页。

3 赵园：《倪焕之论》，《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

4 茅盾指出，在“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两点的“首创”意义上，“《倪焕之》是值得赞美的”。参见茅盾：《读〈倪焕之〉》，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上），第319页。

5 一般认为，对中国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新村主义”实践，是由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的。“五四”时期，经由周作人较早引入国内，随之风行一时。“新村主义”倡导劳动互助、共同生活、发展个性等理念，践行人道主义精神，试图构建的是一种和谐、友爱的理想型社会。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用的“新村”概念，并不局限于武者小路实笃等人所倡导的“新村主义”，而有着更为广泛的意涵。有关“新村”或“新村”想象，实际上在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新村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已然按照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开展实践。其所指向的，乃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个大的朝向和目标，是于众多思潮汇集下构造“新社会”的探索，其旨归在于达至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而武者小路实笃等人倡导的“新村主义”只是因为跟这套实践高度合一而被命名，并得到大力引介。相关研究可参见钱理群：《周作人传》，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189页；董炳月：《周作人与〈新村〉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2期；李培艳：《“新村主义”与周作人的新文学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1期。

6 陈思广曾对1929—2009年《倪焕之》的接受成果进行考察，并梳理出了小说的四种接受视野，即“扛鼎之作、教育—革命小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现代人状态”。参见陈思广：《〈倪焕之〉接受的四个视野》，《辽宁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7 董炳月指出：“1920年1月号《新村》的‘新入会员’栏有‘中华民国江苏省苏州角直镇第五高等小学校叶绍钧’的记载。‘角’显然是‘甪’之误。就是说，叶圣陶曾加入新村。……叶圣陶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和20年代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与新村精神之关系，似乎颇值得探讨。”参见董炳月：《周作人与〈新村〉杂志》。

8 有关小说《苦菜》与“新村运动”的讨论，可参见姜涛：《“菜园”体验与五四时期文学“志业”观念的发生—叶圣陶的小说〈苦菜〉及其他》，《励耘学刊》2010年第2期。

9 叶圣陶：《倪焕之》，《叶圣陶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页。

10 同上，第10页。

11 同上，第22页。

12 叶圣陶：《倪焕之》，《叶圣陶集》第3卷，第26页。

13 同上，第9页。

14 同上，第48页。

15 同上，第5页。

16 同上，第34—35页。

17 叶圣陶在忆好友吴宾若的文章中写道：“我因年轻不谙世故，当了几年教师，只感到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时甚且是苦的；但自从到甪直以后，乃恍然有悟，原来这里头也颇有甜津津的味道。”参见叶圣陶：《心是分不开的》，商金林主编：《叶圣陶甪直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481页。好友顾颉刚亦有言曰：“到民国五年，旧同学吴宾若君在苏州东南甪直乡做高等小学校长，招圣陶担任教科。这时候，他在城里的许多痛苦受不到了，旧教育讨厌的地方也可商量改革了。……他在这几年里，胸中充满着希望，常常很快乐的告诉我他们学校的改革情形。”参见顾颉刚：《〈隔膜〉序》，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上），第101—102页。

18 比如，叶圣陶在1911年12月30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知临时大总统已公举定孙君文。君久历欧西，一切文明典制定必了然于胸，此时组织临时政府当能惬我同胞之心也。”而在1912年2月16日的日记中则记道：“袁世凯挟清帝以为奇货，要求优待，要求厚礼，无非以示自己之威耳。……以专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国之总统，吾不知其可也！如火如荼之革命，大雄无畏之革命家，竖自由旗，策国民军，血花飞舞，城市尽烬，乃其结果为不三不四之议和，为袁世凯任大总统。呜呼！吾希望者已失望矣，奈何！”参见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8、84—85页。

19 有关“养成正当的人”与“新村”之关联，周作人曾指出：“新村的目的，是在于过正当的人的生活。其中有两条重要的根本上的思想：第一，各人应各尽劳动的义务，无代价的取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第二，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人；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参见周作人：《新村的精神》，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20 商金林主编：《叶圣陶甪直文集》，第13页。

21 顾颉刚在《〈隔膜〉序》中提道：“此种希望，在城里固因种种牵制不能达到，但到了乡下却很可自由措施了。”参见顾颉刚：《〈隔膜〉序》，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上），第102页。

22 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222页。

23 叶圣陶：《倪焕之》，《叶圣陶集》第3卷，第52页。

24 同上，第70页。

25 同上，第71页。

26 叶圣陶：《小学教育的改造》，商金林主编：《叶圣陶甪直文集》，第333页。

27 同上，第333—334页。

28 同上，第333页。

29 然而小说《倪焕之》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借由主人公与王乐山的交谈，道出的却是：“是呀。近来看杜威的演讲稿，有些意思同我们暗合；我们的校长蒋冰如曾带着玩笑说‘英雄所见略同’呢。”这也就意味着，小说里倪焕之等人的实践理念并非直接来源于杜威思想的启发，而是一种“不谋而合”的共通状态。参见叶圣陶：《倪焕之》，《叶圣陶集》第3卷，第197页。

30 同上，第91页。

31 同上。

32 比如，“劳动是人生的真义，从此可得精神的真实的愉快；那片空地便是我新生活的泉源。我只是热烈而深切地期望着”。参见叶圣陶：《苦菜》，《叶圣陶集》第1卷，第150页。

33 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

34 叶圣陶：《倪焕之》，《叶圣陶集》第3卷，第61页。

35 叶圣陶：《倪焕之》，《叶圣陶集》第3卷，第65—66页。

36 这里实际上还可以联系叶圣陶关于“职业”的论述作更进一步的理解。在1920年4月1日发表于《新潮》的《职业与生计》一文里，叶圣陶曾说：“我们试想，我们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说到人生，便含有社会的意味，无论物质的一衣一食，精神的一思一虑，都取资于社会，附丽于社会。社会的存在和进化，全赖我们各各从事职业，努力工作。可知从事职业是自主的，创造的，目的在于谋共同生活，不是报谁的恩，偿谁的债。”参见叶圣陶：《职业与生计》，商金林主编：《叶圣陶甪直文集》，第339页。

37 有关“劳动”与“职业”的讨论，周作人亦谈道：“新村的劳动现在虽然只是农业一种，但他们的劳动范围之内，实包含种种职业，仍然是分工。”参见周作人：《新村运动的解说》，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213页。

38 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第57页。

39 同上，第64页。

40 叶圣陶：《倪焕之》，《叶圣陶集》第3卷，第100页。

41 同上，第106—112页。

42 叶圣陶：《恳亲会》，商金林主编：《叶圣陶甪直文集》，第401页。

43 在1914年11月13日致顾颉刚的信中，叶圣陶曾如是写道：“吾今弄些零用，还必勉强写几句。然吾却亦自定宗旨：不作言情体，不打诳语；虽不免装点附会，而要有其本事，庶合于街谈巷议之论。”参见顾颉刚：《〈隔膜〉序》，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上），第100页。鲁迅在评价《新潮》诸作家时提到叶圣陶，并指出：“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参见鲁迅：《现代小说导论（二）》，蔡元培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07页。

44 商金林主编：《叶圣陶甪直文集》，第18页。

45 商金林论述道：“该剧取材于真实的现实生活，甪直第五高等小学利用校园附近的一片荒地创办农场，要迁移荒地上的坟墓，遭到旧势力的反对。”同时，与独幕剧《恳亲会》发表同月，叶圣陶即“应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代理校长张东荪和中学部主任舒新城的邀请，到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国文”。参见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244—245页。

46 商金林主编：《叶圣陶甪直文集》，第14页。

47 赵园在讨论茅盾、叶圣陶两人的作品风格时谈道：“《倪焕之》情节的主要部分（小说第一—十九章）即倪焕之‘改革学校’的历史中，容纳的是早经过滤了的经验。他本人已经大步走过了倪焕之正经历的这一认识阶段，倪焕之的幻灭史在历史的回顾中被赋予了更充分的理性。”参见赵园：《倪焕之论》，《艰难的选择》，第255页。

48 叶圣陶：《倪焕之》，《叶圣陶集》第3卷，第127页。

49 同上，第125页。

50 同上，第126页。

51 同上，第193页。

52 同上，第198页。

53 同上。

54 同上。

55 同上，第206—207页。

56 叶圣陶：《倪焕之》，《叶圣陶集》第3卷，第207页。

57 同上。

58 同上，第225页。

59 同上，第206页。

60 王汎森指出：“事实上，从晚清以来‘青年’的发展经历过几个阶段：清末是‘革命青年’，五四时期是‘新青年’，后来则是‘进步青年’。”参见王汎森：《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61 姜涛：《“社会改造”与“五四”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视域》，《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62 叶圣陶：《倪焕之》，《叶圣陶集》第3卷，第272页。

63 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